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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个存了很久的稿子 但是依旧没写完原生家庭相关我个人其实非常雷骨科这种权力不对等的关系 甚至连擦边的类似于领居哥哥这种也很雷?在我个人的观点里我会觉得这是一种上位者对于下位者的引导 年长的一方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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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辞鸢已经好几个月没回这栋房子了。

  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刚好够让一切都变得有点陌生,又不至于完全忘记。从这里搬出去以后,家就变成了一个需要“回”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和她的日常生活毫无关系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她可以完全不去想、却偶尔会突然想起的地方。她与这栋房子之间隔着一段距离,那种距离不仅仅是地铁站数或者公里数可以衡量的。偶尔在地铁上,在公司茶水间接热水的时候,在出租屋夜里醒来盯着天花板的时候,这栋房子会闯进她脑海里。院子里的桂花树。餐厅正中央垂下来的那盏吊灯。楼梯拐角挂着的那幅她从未仔细看过的油画。念头停留几秒,然后消散,像水面上一圈涟漪,荡开,没了踪影。她继续挤地铁。继续加班。继续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洗澡,一个人躺着刷手机,直到睡意把她拖进黑暗里。

  这样挺好的。她对自己说。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不用猜任何人的心思,不用在饭桌上努力找话说,不用在每一个节日到来之前纠结要不要回去、回去了说什么、不回去又怎么解释。

  上一次回来是中秋,继父订了一桌菜,说是家宴,让她务必回来。

  “务必”是母亲转达的。继父很少用这种语气,他大部分时候温和、客气,但“务必”没有商量的余地,是已经替她决定好了的,是她只能照做不能拒绝的。这顿饭有什么特别的,也许有事要宣布,也许有人要介绍,也许只是继父忽然想起自己有这么一个继女、应该履行一下家长的职责。她请了半天假,打车过去,傍晚时分到达别墅门口。

  王姨开的门。

  “小祝来啦,快进来,大家都等着呢。”

  其实还差五分钟。但在这个家里,准时是不够的,早到才是对的:早到十分钟,才能证明你把这顿饭放在心上,才能证明你在乎这个家,才能证明你在乎坐在饭桌边的那些人。差五分钟到,和迟到没有区别。她换了鞋,跟着王姨往餐厅走。

  饭桌上坐着四个人。继父,母亲,黎栗,还有她。

  继父在主位。八年了,从她第一次在这张桌上吃饭开始,这个位置就没变过。母亲在他右手边,侧着身子,随时准备给他布菜、倒茶、接话。黎栗在继父左手边,她在黎栗对面。他们隔着整张桌子,中间是转盘,是菜,是吊灯投下的一圈光。桌子是圆的。圆桌,团圆,和和气气。但这个圆把每个人嵌在固定的位置上,八年了,没有人挪动过。

  桌上摆了一圈菜。正中央是砂锅,牛腩炖萝卜,咕嘟咕嘟冒热气,继父喜欢的。旁边是清蒸鲈鱼,葱丝姜丝铺在鱼身上,还没淋热油。一盘盐水毛豆,一盘凉拌黑木耳,一盘蒜蓉西兰花。靠她这边放着一碟剁椒鱼头,红艳艳的辣椒堆成小山,油汪在盘底——全家只有她吃辣。还有一小碗香菜拌豆腐,香菜切成细丝铺满碗面。

  继父在说话。公司的事,高尔夫的事,上周在哪个饭局上遇见了谁。他的声音填满整张桌子,填满整个餐厅。母亲偶尔接一句,笑着,点头,替他把话圆过去。黎栗安静吃饭,勺子在砂锅边缘刮了一下,舀起一块萝卜。祝辞鸢低头吃,筷子伸向剁椒鱼头,夹起一块鱼肉,辣油沾在筷尖,放进嘴里,舌尖发麻。这种麻让她有事可做,不用开口,不用抬头,不用加入那些她插不进去的对话。

  “鸢鸢最近工作忙不忙?”母亲问。

  “还好。”

  “那个项目做得怎么样?”继父把话题转向她,她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指的是什么——她上次回来的时候随口提过一句,没想到继父记住了,或者说,母亲替她记住了然后告诉了继父。

  “挺顺利的。”

  “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最后这一句是黎栗问的。她抬起眼睛看他。灯光落在他脸上,勾勒出分明的轮廓,眉骨高,眼窝深,眼睛黑得像一潭没有底的水。他为什么要问这句话?是继父示意他问的?是母亲暗示过他?还是他自己想问的?她看着他的眼睛,试图从那潭深水里读出一点什么,但什么也读不出来。

  “没有。”

  她低下头去,筷子又伸向那碗香菜豆腐,夹起一块。香菜丝挂在豆腐边缘,嫩白的豆腐,翠绿的香菜,她一起送进嘴里。三个问题,三句回答,然后饭桌上只剩下继父的声音继续响着,像一条永远不会断流的河,从这头流到那头,淹没所有其他的声音,淹没所有其他的存在。

  她用眼角的余光看见黎栗的手搁在桌沿上。那只手很好看,手指修长,骨节分明,指甲剪得齐整干净。他的手和她的手之间隔着小半张桌子,隔着那盘还剩大半的蒜蓉西兰花,隔着八年的时间,隔着一条她永远不会试图跨越的线。

  这段距离从她第一次在这张桌上吃饭开始就没有变过。她那时候十五岁,刚刚失去外婆,刚刚从镇上搬进城里,刚刚住进这栋她从未想象过自己会住进来的房子。她在这张桌上吃的第一顿饭是什么,她已经记不清了。但她记得那种感觉——那种局促的、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的、拼命想让自己显得自然却怎么也自然不起来的感觉。八年过去了,这种感觉从未消失过。

  吃完饭她说要走了,明天还要早起上班。这是一个完美的借口,无懈可击的借口,没有人能够指责一个第二天还要早起上班的人不在饭后多待一会儿。母亲送她到门口,往她手里塞了一盒月饼。

  “王姨做的,你带回去吃。”

  “替我谢谢王姨。”

  盒子是纸做的,上面印着“花好月圆”四个烫金的大字,金粉有些脱落了,蹭在她的指腹上,亮闪闪的。她捧着盒子,感觉到里面的重量,大概有六块或者八块,蛋黄莲蓉的,或者五仁的,或者豆沙的,王姨每年做的口味都不太一样,但分量总是很足,总是够她吃上很长一段时间——如果她真的会吃的话。

  母亲站在门口,看着她一步一步走远,她的身影在玄关的灯光下拉得很长。祝辞鸢没有回头。她从来不在这种时候回头。回头就意味着犹豫,犹豫就意味着软弱,软弱就会让她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比如我其实不想走,比如我其实有点想留下来再坐一会儿,比如我其实有点想念你,妈妈,尽管我从来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这些话。

  那盒月饼后来被她塞进冰箱最里面的角落,和一盒过了期的牛奶、半块干掉的芝士蛋糕挤在一起,做起了领居,成了冰箱深处那些被遗忘的东西中的一员。她每次打开冰箱门都会看见它,但她很少会把它拿出来。偶尔想起来的时候会吃上一块,坐在出租屋的小饭桌前,一个人对着窗外发呆,咬一口蛋黄莲蓉,甜腻的馅料在嘴里化开,外面的夜色一点一点浓下去。但大多数时候,她会忘记它的存在,就像她会忘记很多事情的存在一样。等她再想起来的时候,月饼已经过了保质期,蛋黄上长出了一层灰绿色的霉斑,像是某种从内部开始腐烂的东西终于露出了本来的面目。她把整盒月饼扔进垃圾桶里,纸盒砸在袋子底部,发出闷闷的一声响,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这次是十二月,快到年底了。

  母亲打电话来,说家里收拾出来几件她以前的旧衣服,问她要不要回来看看,要的话就带走,不要的话就让王姨收拾了送人。旧衣服只是一个借口,她心里清楚得很。母亲需要一个理由把她叫回去,这个理由不能太重——太重了会给她压力,会让她觉得被强迫,会让她产生抵触情绪;也不能太轻——太轻了她可以轻易推掉,可以说工作忙走不开,可以找一百个借口不回去。旧衣服刚刚好享。不轻不重,不痛不痒,回来就回来,不回来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谁也不会因此伤心,谁也不会因此失望。母亲总是如此的,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让人挑不出任何毛病来,让人找不到任何拒绝的理由。

2.这个家总是在变

  她第一次看到这栋房子的时候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

  那是八年前的事了,外婆刚下葬一个星期,母亲开车带她来这里。车子开进别墅区的时候她一直看着窗外,看着那些她从来没有见过的房子——每一栋都那么大,每一栋都那么新,每一栋的院子里都种着树、停着车、养着花,和她在镇上见过的那些房子完全不一样。她不相信母亲会住在这样的地方,不相信自己以后要住在这样的地方,她转过头看母亲,想问这是哪里、我们来干什么,她看着母亲的侧脸,把那些问题咽回去了,咽进喉咙里,咽进胃里,和那些还没来得及消化的悲伤混在一起,变成一团沉甸甸的东西,压在她的身体最深处。

  后来她慢慢习惯这里,习惯了踩在大理石地砖上,脚底凉凉的,滑滑的,每一步都发出轻微的回响;习惯了抬头就能看见水晶吊灯,几百颗水晶珠子挂在那里,折射出彩虹一样的光斑,像是某种昂贵的、她不配拥有的东西;习惯了王姨做的饭菜,四菜一汤,每天不重样,比她和外婆吃的那些清汤寡水精致一百倍;习惯了每个房间都有独立的卫生间,习惯了穿过长长的走廊才能到达自己的房间,习惯了早上起床拉开窗帘看见的是草坪而不是邻居家的墙。她习惯了这里的一切,但习惯不等于接受,更不等于认同。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你可以习惯一双不合脚的鞋,习惯它磨脚的地方,习惯它硌人的方式,但这不代表你觉得这双鞋是对的,不代表你觉得这双鞋是你的。

  她从来没有觉得这是自己的家。

  家应该是什么样的?她不知道。外婆还在的时候,她以为家就是那间小屋子,就是那张硬邦邦的木板床,就是厨房里飘出来的葱花炒蛋的香味,就是外婆在院子里喊她吃饭的声音。但外婆走了,那间屋子也不在了,她忽然不知道“家”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了。她只知道家不应该是这样的——不应该是住在一栋很大的房子里,却不知道隔壁房间的人在想什么;不应该是坐在一张很圆的饭桌旁,却觉得自己是多余的那一个;不应该是每次回来都要按门铃,好像自己是一个需要被允许进入的客人。

  她走到门口,按了门铃。

  这也和她以前住的地方不一样——以前住的地方没有门铃,门是木头做的,漆都掉了一半,要敲,用手掌拍,外婆的耳朵不好使,要拍很多下她才能听见,然后一边喊“来了来了”,一边从屋里慢吞吞地走出来开门,她从门缝里能看见外婆的脸,皱纹堆在一起,但眼睛是亮的,是看见她回来而亮起来的。这里的门是防盗门,很厚,很重,隔音效果很好,里面说话的声音她在外面根本听不见;门上装着指纹锁,继父、母亲、黎栗都录了指纹,她也录了,但每次都还是会习惯敲门,尽管最开始说了因为这件事她被继父和母亲念叨过很多次,后来还是随着她去了。

  王姨叫她小祝,叫了好几年了。一开始她觉得别扭——她姓祝,不姓黎,但住在这栋房子里,用着继父的钱,吃着继父请来的阿姨做的饭,睡着继父买的床,她不知道自己算什么。她不是黎家的人,但她住在黎家的房子里;她是祝家的女儿,但祝家已经没有什么人了。小祝,这个称呼是模糊的,既不是”祝小姐”那样的生分客套,也不是“鸢鸢”或者“小鸢”那样的亲近随意,刚好卡在中间,不远不近,不冷不热,谁都不得罪。现在她已经习惯了,习惯了被叫小祝,习惯了在这个家里做一个身份模糊的人,习惯了不知道自己是谁、属于哪里。

  王姨是继父找来的,从她搬进这栋房子的第二年开始做,到现在快七年了。做饭、打扫、采买、收拾,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归她管。王姨是本地人,五十多岁,以前在别的人家做过,据说是在一个什么局长家里,做了十几年,后来那家人移民了,她才出来重新找工作。王姨手脚麻利,做菜好吃,脾气也好,从来不多嘴多舌,从来不打听不该打听的事情,从来不在背后议论主人家的是非。

  王姨对她也很好。

  祝辞鸢应了一声,换了鞋,走进玄关。

  玄关的地垫换了,从以前的灰色变成了米白色,上面印着一只抽象的猫,线条简单,看起来像是从什么北欧设计师品牌买来的,踩上去软软的,带着一点弹性。

  王姨说太太在楼上呢,你先坐,我去叫她。她说不用了,我自己上去就行。王姨又要去给她倒水,说渴不渴,冰箱里有果汁,还有酸奶,你想喝什么我给你拿。她说不渴,摆摆手,谢谢王姨,然后往客厅走。她不想让王姨伺候她,每次王姨对她太好的时候,她都会觉得不自在,觉得自己受不起,觉得自己欠了什么东西。

  客厅很大,挑高很高,下午的阳光从落地窗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大片明晃晃的亮斑,像一块被打翻的金色颜料,流淌在深色的木地板上,缓缓蔓延。沙发换了,从以前的米白色换成了灰蓝色,是那种很高级的布料,摸上去像天鹅绒又像某种动物的皮毛,坐上去既软又有支撑,屁股陷下去一点,但不会陷得太深。茶几上摆着一束洋桔梗,淡紫色的,插在一个细颈的透明玻璃花瓶里,花瓣上还带着水珠,叶子也是新鲜的,看起来是今天刚从花店买回来的,也许是母亲买的,也许是王姨买的,为了迎接她回来。墙上的画也换了,从以前那幅山水——青山绿水,云雾缭绕,像是某个三流画家的仿作——变成了一幅抽象派,一些红色和黑色的色块迭在一起,线条凌乱,看不出画的是什么,画框下面贴着一个小小的标签,写着一个她不认识的外国名字和一串数字,也许是价格,也许是年份,也许是编号,她不关心,她从来不关心这个家里的任何东西值多少钱。

  一只灰蓝色的英短从沙发上跳下来,朝她走过来,四只爪子踩在地板上几乎没有声音,尾巴翘着,耳朵竖着,眼睛是圆的,是金色的,像两颗玻璃球。它走到她脚边,停下来,用毛茸茸的脑袋抵着她的小腿,蹭了蹭,力道不轻不重,熟稔又亲昵,像是在说:你回来了,我认得你,我一直记得你。

  Violet。

  她蹲下来,伸出手,摸了摸猫的头,手指穿过那层柔软的灰蓝色毛发,触感像是摸一块温热的绒布,或者一片被阳光晒过的云。猫眯起眼睛,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那声音很轻,很低,很满足,像一台小型发动机在胸腔里缓缓运转。五年了,猫老了一点,动作没有以前那么灵活了,跳上跳下的时候会顿一顿,会犹豫一下,好像膝盖不太好使了;眼角有了一点眼屎,她伸手帮它擦掉,指尖触到一点湿湿的东西;毛色也没有以前那么亮了,有几根白的混在灰蓝色里面,像人类的白头发,是岁月留下的痕迹。但它还是喜欢蹭她,每次她回来,不管隔了多久,Violet都会从它待着的地方——沙发上、窗台上、某个角落的猫窝里——站起来,走到她脚边,用脑袋蹭她的腿,像是在说:你回来了,我等了你很久。

  她不知道这只猫是不是还记得五年前的事。

  那一个月,在黎栗的公寓里——她不愿意去想那一个月,但有时候还是会想起来,在某些控制不住的时刻——Violet每天晚上都蜷在她脚边睡觉,把它柔软的、温热的身体贴着她的脚踝,像一个活的热水袋,像一个不会说话的陪伴者。她盖过的毯子它会叼到自己的窝里,像是要把她的气味据为己有;她坐过的椅子它会跳上去闻一闻,转几圈,然后趴下来;她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厨房,客厅,卧室,阳台,像一条灰蓝色的影子,安静地、忠诚地跟着她。那时候Violet还年轻,毛色更亮,眼睛更圆,动作也更灵活,会从沙发扶手上一跃而起跳到她肩膀上,吓她一跳,然后它就趴在她肩上,尾巴垂下来搭在她胸前,咕噜咕噜地叫。她不知道为什么它会那么喜欢她,也许是因为她身上有什么味道吸引它,也许是因为她在沙发上一坐就是很久,方便它蹭来蹭去,也许是因为黎栗不在的时候它太孤单了,需要一个活物来陪伴。也许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她不知道,也不想深究,深究下去会碰到一些她不愿意碰的东西。

  现在Violet属于母亲了。黎栗回国之后,没有把它带去自己的新公寓,而是送给了母亲,说工作太忙,经常出差,没时间照顾。她记得母亲当时很高兴,抱着Violet,脸上笑得像一朵花,说她一直想养一只猫,说这只猫真漂亮,眼睛好看,毛色好看,性格也好,说以后就让它陪着我,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也有个伴儿了。

  她站在旁边,看着母亲抱着Violet,看着Violet在母亲怀里乖乖地待着,没有挣扎,没有叫唤,好像它已经接受了这个新的主人,好像它已经忘记了以前的那些日子——那些在黎栗公寓里的日子,那些她也在场的日子。她看着Violet从一个男人的猫变成另一个女人的猫,像一件被转手的物品,像一个被传递的包裹,寄件人是黎栗,收件人是母亲,和她没有任何关系。她没有问过黎栗为什么要送走它,为什么不继续养,为什么不——她不问,她从来不问关于黎栗的任何事情,问了会怎样呢?问了她能得到什么答案呢?问了之后她又能怎样呢?她只是每次回来,都会摸摸Violet的头,蹲下来,和它待一会儿,然后站起来,继续做她该做的事。

  这个家总是在变。每次她回来,都会发现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大的小的,明显的不明显的——窗帘的颜色变了,从米白变成浅灰;地毯的图案变了,从几何线条变成抽象水墨;玄关的绿植换了品种,从发财树变成龟背竹,又从龟背竹变成琴叶榕;书架上的摆件调整了位置,新添了几个她不认识的东西,陶瓷的,玻璃的,金属的,不知道是从哪里买的,不知道花了多少钱。这些变化都是母亲做的,或者是继父授意、母亲执行的,又或者是某个室内设计师提议、他们点头同意的,她不知道,也不关心。但这些变化和她没有关系,没有人会在买新窗帘之前问她喜不喜欢这个颜色,没有人会在换新地毯之后征求她的意见,没有人会在添置新摆件的时候给她发一张照片问“你觉得放在这里好看吗”。这是继父的家,是黎栗的家,也许某种程度上也是母亲的家,但不是她的家。她只是一个偶尔回来借住的客人,一个在户口本上写着“继女”两个字的外人,一个和这里的一切都格格不入的存在。

  只有Violet每次都认得她。

  她的目光从猫身上移开,扫过客厅,落在角落里那架三角钢琴上。

  钢琴是黑色的,漆面光亮,立在落地窗前面,占据了客厅的一个角落。琴盖是合着的,盖板上什么都没有摆,干干净净的,表面光滑得像一面黑色的镜子,反射着窗外照进来的光线。阳光落在琴盖上,形成一道明亮的光带,细小的灰尘在光带里缓缓飘动,飘得很慢,像是在水里游泳的浮游生物。她记得自己刚搬来的时候,这架钢琴的盖板上还放着一些照片和奖杯,都是黎栗的——他小时候学过钢琴,从五岁开始学,学了整整十年,拿过省里的奖,也拿过全国的奖,那些奖杯有金色的有银色的,大大小小排成一排,闪闪发光;照片也是排成一排的,从五岁拍到十五岁,从一个坐在琴凳上脚够不到踏板的小男孩,变成一个穿着西装打着领结、面无表情地看着镜头的少年。后来他上了大学,去了国外,就没再弹了,那些照片和奖杯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收走了,可能是被继父收进了书房的柜子里,也可能是被黎栗自己拿回了房间,也可能是被扔掉了。她没有问过,她从来不问这个家里的事。

  她的目光继续移动,往前,再往前,落在走廊尽头那扇虚掩着的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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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又是一个h要很久的文章

3.黎栗的房间

  那是黎栗的房间。

  门是白色的,和走廊里其他房间的门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没有门牌,没有装饰,没有任何标记表明它属于谁。门虚掩着,大概是王姨打扫完忘了关严,从门缝里透出一条细细的光线,是窗户照进去的自然光,在走廊的地板上画出一道亮痕。她知道他今天不在,母亲在电话里说过,黎栗这周出差,去了不知道哪个城市,谈一个什么项目,要到下周才能回来。

  继父今天也有事,不回来吃晚饭,去参加什么商会的活动。所以今天家里只有她和母亲,还有王姨——一个最安全的组合,不用面对继父那种周到却疏离的客气,不用面对黎栗那种礼貌却让人窒息的存在,只需要和母亲说说话,吃一顿饭,拿几件旧衣服,然后离开。这是她最能接受的回家方式。

  她应该上楼去找母亲。那是她来这里的目的,是她答应了的事,是她应该做的事。她往楼梯的方向走了两步,鞋底踩在地板上发出轻微的声响,一步,两步,然后她停下来了。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停下来,她只是停下来了,然后转过身,看着那扇门。

  客厅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能听见墙上那只挂钟的滴答声,能听见王姨在厨房里忙活的声音——锅铲碰锅底,叮叮当当的;水龙头哗哗流水;油在锅里滋滋作响,应该是在炒什么菜。楼上也没有动静,母亲大概还在房间里整理那些旧衣服,或者在等她上去,或者在看手机,刷朋友圈,回微信,做着那些中年女人会做的事情。

  没有人会注意到她。

  她走过去,一步一步,鞋底踩在地板上,声音很轻,她刻意放轻了脚步,像是在做什么不该做的事。她站在门前,心跳忽然快了一点——这只是一扇门,她对自己说,只是一个房间,一个他不在的房间,一个空荡荡的、没有人的房间——她伸出手,手指触到门板,门板是凉的,然后她轻轻一推,门就开了。

  黎栗的房间她只进去过两三次,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第一次是刚搬来的时候。她十五岁,母亲带着她参观这栋房子,像导游带着游客参观景点一样,每个房间都进去看了看,说这是客厅,这是餐厅,这是厨房,这是你的房间,这是——推开黎栗房间的门——这是你哥哥的房间。“哥哥”两个字从母亲嘴里说出来,轻飘飘的,像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称呼,但她听着觉得别扭,那不是她的哥哥,那只是一个和她住在同一栋房子里的陌生人,一个她没见过几面的男孩,一个她不知道该怎么称呼的存在。她记得当时的感觉是”这个房间真大”,地板是亮的,擦得像镜子一样能照出人的影子;墙壁是白的,白得像医院的墙,白得让人不敢用手去碰;窗户大得像一整面玻璃墙,阳光从那里涌进来,亮得刺眼,亮得让人睁不开眼睛。她站在门口不敢进去,脚像是被钉在门槛上一样,动弹不得,脚踩在那块亮得像镜子的地板上,觉得自己不应该站在这里,觉得这个房间会嫌弃她——嫌弃她的鞋底沾着外面的灰尘,嫌弃她的衣服是在镇上集市买的便宜货,嫌弃她整个人都和这个房间格格不入,像一颗灰扑扑的尘土落进了一块一尘不染的水晶里面。

  第二次是有一年过年。按理来说过年的时候黎栗不会在国内,那时候国外的大学正好是期末考试,他应该在忙着复习、写论文、做项目,但是那年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他的期末比往年早,可能是春节比往年晚,可能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反正他回来了。那时候她十七岁,刚上高二,母亲让她给黎栗送一份礼物,说过年了,一家人要互相表示一下,这是礼数,不能省的。她不想去,但也没办法拒绝,母亲说的话她很少拒绝,拒绝了会有更多的麻烦,会有追问,会有不高兴,会有”你怎么这么不懂事”的眼神。她只好拿着那个包装精美的礼盒——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母亲准备的,红色的包装纸,金色的丝带,看起来很贵重——走到他门前,站了几秒钟,然后敲门。她敲了几下,指关节碰在门板上,咚,咚,咚,然后正经危坐地等着,就像是在办公室门口等待老师,或者是迟到之后被罚站在门外然后看见教导主任走过来。几秒之后门开了,黎栗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深灰色的羊绒毛衣,领口露出里面白色衬衫的一点边,头发有点乱,像是刚睡醒的样子,或者像是正在看书被打断的样子。他看见她,愣了一秒,有一点意外,然后说:什么事?她把礼盒递过去,说:妈让我给你的,新年好。他接过去,说谢谢。她说不客气。然后她转身就走了,走得很快,步子迈得很大,像是身后有什么东西在追她,像是再多待一秒她就会窒息。

  那两次她都没有仔细看过这个房间,第一次是因为不敢看,眼睛低着,只敢看地板,看自己的脚尖;第二次是因为不想看,门开着,她站在门口,目光落在他身上,然后就移开了,不敢多看,怕看到什么,也怕被他发现她在看。她不想知道黎栗住在什么样的地方,不想知道他的床是什么样的,他的书架上放着什么书,他的窗台上有没有什么摆件,他的衣柜里挂着什么衣服。她不想知道任何关于他的事情,因为表达得越多,就越难假装他只是一个和她没有任何关系的陌生人——她需要这种假装,她靠这种假装活着,靠这种假装维持着表面的平静,靠这种假装让自己每次回到这栋房子的时候不至于崩溃。

  但现在她站在门口,第一次认真地、仔细地、一点一点地打量这个空间。

  房间比她记忆中的小了一点——也许是因为她长大了,十五岁的时候看什么都觉得大,二十三岁了再看就觉得也不过如此;也许是因为她已经习惯了更大的空间,见过了更多的房间,眼界不一样了;也许只是记忆在欺骗她,记忆总是会欺骗人的,会把一些东西放大,会把一些东西缩小,会把真实的事情变得不真实。房间朝南,落地窗外是一片修剪整齐的草坪,草是绿的,冬天也是绿的,是那种会在草坪上喷颜料保持绿色的物业才会做的事情;草坪的边缘种着几棵山茶,冬天开花,红色的,一朵一朵,有些已经开败了,花瓣落在草地上,像一滴一滴的血,鲜艳得触目惊心。窗帘是深灰色的,厚重的,遮光的,现在拉开了一半,阳光从另一半的缝隙里照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个明亮的长方形,像一块被打翻的金色颜料,又像一扇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灰尘在光柱里飞舞,很细,很轻,像是被什么看不见的力量托在空中,永远不会落下,永远在漂浮。

  她盯着那些灰尘看了一会儿,忽然想起以前在外婆家的时候,外婆每天早上都会把门打开,把窗户打开,让阳光照进来,让新鲜空气流通,然后站在门口拍打被子,棉被被拍得砰砰响,被子里的灰尘就会飞出来,在阳光下跳舞,一粒一粒的,亮晶晶的。外婆说那是在”晒太阳”,说被子晒过太阳之后会有一股香味,暖暖的,好闻,睡起来特别舒服。她那时候会站在外婆旁边,看着那些灰尘跳舞,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看的东西。后来她才知道这叫丁达尔效应,一会回忆就这样被命了名。

  床靠着东边的墙,是一张大床,床架是深色的木头,看起来很结实,很沉。床单是白色的,纯白的,没有任何图案,没有任何装饰,只是白,干净的白,刺眼的白,酒店的那种白。她想起黎栗在国外的公寓里——那是五年前的事了,她不想去想,但她还是想起来了——那里的床单也是淡色的,被子也是铺得整齐的,一模一样的整洁,一模一样的让人觉得不真实。那时候她以为那是因为他很少回来住,以为那是因为他请了钟点工来打扫,以为那是某种刻意的、表演性的整洁。现在她知道了,那也许只是他的习惯——他喜欢整洁,喜欢把一切都收拾得井井有条,喜欢让自己的空间看起来像一个没有人住过的样子,像一个样板间,没有活气。床头柜上放着一盏台灯,金属的底座,白色的灯罩,和床单是同一种白;旁边是一个电子闹钟,黑色的,方方的,闹钟的数字是蓝色的,那上面的时间让她惊觉:她已经在这里站了多久了?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她不知道,她只觉得时间在这个房间里变得很奇怪,像是被什么东西拉长了,又像是被什么东西压缩了,像是一块被揉皱的布,分不清哪里是开头,哪里是结尾。

  祝辞鸢往里走了几步,站在房间中央。

  她应该离开。但她的脚没有动。

  她的目光落在书桌上。

  书桌在窗户旁边,靠着落地窗,是一张很大的升降桌,桌面上放了些东西——一台合起来的笔记本电脑,银灰色的,苹果的标志朝上,上面落了一层薄薄的灰;一个笔筒,里面插着几支黑色的签字笔,排列得整整齐齐,像是士兵站队一样;一盏护眼灯,可以调节角度的那种,现在关着;一小盆多肉植物,绿色的,叶片饱满,颜色发红,像是被精心照顾过的样子,不像是一个忙碌的人会养的东西。

  她不知道黎栗还会养多肉。

  她不知道黎栗很多事。

  她不知道他喜欢看什么书,喜欢听什么音乐,喜欢吃什么食物,喜欢什么颜色,睡觉的时候喜欢靠左边还是右边,洗澡的时候会不会唱歌,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会做什么。她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养一只叫Violet的猫,不知道他是从朋友手里接过的还是从宠物店买的,不知道Violet这个名字是谁起的,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选择一只英短而不是其他品种。她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书架上放那些小说——《百年孤独》,《挪威的森林》,那是什么时候买的,他真的读过吗,他喜欢吗?她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窗台上养一盆多肉植物——谁教他养的,他怎么知道要多少天浇一次水,多肉死了他会不会难过?她对他的了解,仅限于他在饭桌上说的那些话——工作,出差,项目,签约,那些听起来很重要实际上和她毫无关系的事情;仅限于他在家庭聚会上展现的那个样子——得体,礼貌,说话有分寸,做事有条理,是一个让继父骄傲、让母亲满意的好儿子;仅限于他在她面前扮演的那个角色——继兄,一个名义上的哥哥,一个和她有着同一个屋檐、同一张饭桌、不同姓氏的陌生人。

  她站在那里,忽然闻到一股淡淡的气味。

  那是洗干净的衣物和被褥会有的味道,带着一点洗衣液的清香,淡淡的,不刺鼻;混合着一点别的什么东西——也许是木头的味道,也许是书页的味道,从那整面墙的书架上飘过来的,也许是多肉植物的味道,也许是窗帘的味道,也许是床单的味道,也许是这个房间本身的味道,是黎栗的味道,是属于他的、独一无二的、任何人都模仿不来的味道。但这个味道她认识,她以前闻到过,不止一次。

  那些偶尔和黎栗擦肩而过的时刻——在走廊里,她低着头走路,他从对面走过来,他们错开身子,各自往前走,但就在错开的那一瞬间,那个味道会飘进她的鼻子里,淡淡的,若有若无的,那些不得不在同一张饭桌上吃饭的时刻——中秋,除夕,母亲的生日,继父的生日——他坐在她对面,或者她斜对面,他们之间隔着菜盘和碗筷,隔着转盘和汤碗,她能看见他夹菜的动作,能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也能闻到他身上的味道,隔着那些碗碟飘过来,混在饭菜的香味里,让她吃不下饭,让她想站起来离开。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那么敏感,实际上这种味道并不浓烈,不是香水也不是某种难以接受的味道,她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看见黎栗就想起这种味道,所以才会无限放大感官。

  但是她又觉得不是这样,比如那些被母亲要求一起拍全家福的时刻——过年的时候,一家人站在客厅里,继父站在中间,母亲站在他左边,黎栗站在他右边,她站在最旁边,摄影师说靠近一点,再靠近一点,你们是一家人,要靠近一点才好看——然后黎栗就往她这边挪了一步,他的肩膀几乎要碰到她的肩膀,那个味道一下子变得很近,近得让她屏住了呼吸,近得让她的心跳加快了一拍,两拍,三拍。

  此刻她站在他的房间里,被这个味道包围着,从四面八方涌过来,从墙壁,从天花板,从地板,从床单,从被褥,从窗帘,从空气里每一个角落,钻进她的鼻子,钻进她的肺,钻进她的血液,钻进她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这让她整个人都浸泡在这个味道里,像是浸泡在一池温水里,或者像是浸泡在一池深渊里,让她觉得窒息,又让她觉得舒服——不,不是舒服,是别的什么,一种她不愿意承认的感觉,一种她不应该有的感觉,一种让她想要逃跑、同时又让她想要留下来的感觉。

  祝辞鸢不知道自己在这里干什么。

  她应该退出去。她应该关上门。她应该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然后上楼去找母亲,说妈我来了,说那些旧衣服在哪儿,说我看看要哪些不要哪些,然后吃顿饭,然后离开。她没有理由站在这里,没有任何正当的借口。如果王姨上楼来找她——”小祝,你在哪儿呢?”——然后发现她不在楼上,发现她在楼下,发现她站在黎栗的房间里,她该怎么解释?如果母亲下楼来找她——”鸢鸢,你怎么在这儿?”——然后看见她站在黎栗的房间中央,看见她正在盯着黎栗的床发呆,看见她脸上的那种表情——什么表情?她不知道自己脸上是什么表情——她该怎么回答?如果黎栗忽然回来了——这不可能,他这周在出差,他在哪个城市她也不知道,但是母亲说要到下周才能回来,只是如果万一呢,万一他提前回来了呢,万一他忘了什么东西要回来拿呢,万一——然后发现她站在他的房间里,闻着他的味道,看着他的床,她该怎么面对他?

  她应该离开。

4.这个家里的所有人都似乎觉得她在过苦日子

  二楼是母亲和继父的卧室,还有一间书房,和她以前住的房间,三楼还有一间储物室,堆着旧家具,旧衣服,旧的一切。母亲说的那些旧衣服,大概就在那个储物室里。

  祝辞鸢走到二楼,停下来,站在走廊里。

  “妈?”她喊了一声,声音刚好能传进那扇门里。

  没有人回应。

  “妈,我来了。”她去推了推母亲和继父的门。

  门开了,母亲从里面走出来,淡粉色的家居服,头发挽在脑后,脸上带着笑,一看见她就会浮上来的那种笑。

  母亲走过来,手伸出去想摸她的头发,伸到一半收回去了,改成拍了拍她的肩膀,“怎么不早点上来?我还以为你在楼下和Violet 玩呢。”

  “嗯,摸了它一会儿。”

  这不算撒谎,她确实摸了Violet,确实和它待了一会儿,只是在那之后还做了别的事情。

  “走,上去看看那些衣服。”母亲转身往楼梯走,“我收拾了一下午,好多都是你高中时候穿的,有些还挺新的,扔了可惜,你看看有没有想要的。”

  她跟在母亲身后,往三楼走。口袋里的U盘随着步伐晃动,一下,一下,抵着大腿。

  “别老吃外卖,对胃不好。”母亲絮絮叨叨地说着。

  “来,看看这些衣服,还要不要。不要的我就收起来,年底捐了。”

  她在床边坐下,床垫软,坐上去陷进去一点,像被什么东西包裹住了。目光落在那堆衣服上,粉的白的灰的蓝的混成一片,但脑子里想的是口袋里那个U盘。它硌在大腿外侧,一个只有她自己清楚的秘密,藏在她身上。

  她伸手随便拿起一件衣服,让自己看起来正常一点,专注一点。这是一件米白色针织衫,V领,袖口起了球,布料摸起来粗糙,不像刚买回来时候那样了。她把它拿在手里,看着那些起球的线头,高一那年冬天穿着这件去学校,坐在教室里听课,窗外在下雪,雪花一片一片落下来,落在窗台上,落在操场上,她一边听老师讲话一边走神,想着晚自习下课了要不要去堆个雪人。那时候还没搬到这栋房子,还住在镇上的老房子里,还有外婆在家里等她。

  “刚刚上高中那年买的,”母亲说,声音里带着怀念,“你那时候穿着挺好看的。”

  “不要了。”

  说得很快,快得像怕自己反悔。不想要这件衣服,不想要它提醒那些已经过去的日子,高二那年的冬天,那时候的雪,那时候还活着的外婆。

  “那这件呢?”母亲递过来一条裙子,深蓝色,A字裙,裙摆有一圈蕾丝边,蕾丝发黄了,放久了氧化的颜色。这条裙子她记得,高三那年夏天买的,母亲带她去商场,说高考完了要犒劳犒劳自己,让她随便挑。在那家店里站了很久,最后选了这条,颜色深,穿上去显瘦,但只穿过一两次,后来就塞在柜子里没动过——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没有合适的场合,也许穿不惯裙子,也许只是懒得穿。

  “也不要了。”

  “你什么都不要。”母亲叹了口气。

  “那你留着吧。”

  “我能穿得下吗?”母亲笑了一声,“我都老了,穿不了你们年轻人的衣服了。”

  她没有说话,不知道该怎么接这句话,要说什么“妈你不老”?或者说“妈你穿什么都好看”?这些都太假,祝辞鸢只是低下头,看着手里那条深蓝色的裙子,看着那圈发黄的蕾丝边,心里忽然有一点堵。

  母亲又开始翻那堆衣服,一件一件拿起来,一件一件问她要不要。她们就这样一件一件看过去,针织衫,衬衫,T 恤,裙子,外套。母亲会在每一件衣服上停一会儿,说这件什么时候买的,那件什么时候穿过的,这件是她陪着一起去挑的,那件是网上买的尺码买小了。祝辞鸢大部分时候都不记得,或者说不想记得,只是点头或者摇头,说要或者不要。她的手放在膝盖上,右手时不时碰一下口袋,确认那个U盘还在——还在,压在大腿外侧。

  窗外的天色慢慢暗下去,从亮蓝变成灰蓝,又从灰蓝变成深蓝,最后变成一种看不清颜色的暗。房间里开着灯,暖黄色的光从头顶的吸顶灯里洒下来,把一切都照得柔和。

  母亲的头发白了一些,她注意到了。那些白发藏在黑发里面,不仔细看看不出来,但一旦看见了就刺眼,就会发现母亲已经是满头白发,时间过得真快,母亲真的老了。母亲眼角的皱纹也深了一点,笑起来的时候会堆成一朵小小的菊花,不笑的时候也隐隐约约能看见纹路。但她的精神看起来还不错,脸色红润,嘴唇有一点颜色——应该是涂了口红,不仔细看看不出来——说话中气十足,手脚也利落。她穿着一件驼色的羊绒衫,衬肤色,让她看起来年轻了几岁;脖子上戴着一条细细的金项链,是继父送的,好像是哪一年的结婚纪念日,继父买来送给母亲的,母亲当时高兴,戴上之后照镜子照了很久。

  “鸢鸢,”母亲忽然叫她,声音轻了一些,“你……最近还好吗?”

  她抬起头。母亲叫她鸢鸢,一直都叫,从小叫到大,外婆在的时候叫,外婆走了以后也叫。但是从那之后,这个名字从母亲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总带着一种小心翼翼,像是在试探什么,又像是在靠近什么。母亲在看着她。母亲的眼睛和她长得像,但母亲的眼睛里有一种她没有的东西——柔软,小心,想要靠近却又不敢靠近。

  “挺好的。”她说。

5.“鸢鸢啊,你在想什么呢”

  回家的路很漫长,别墅区离城里还有一段路,祝辞鸢在路边叫了车,站在寒风里等了几分钟,手机屏幕上显示司机还有两公里,她就那样站着,外套的拉链拉到下巴,金属的拉链头贴在她下颌的皮肤上,被体温焐了一会儿又让风吹回去,反反复复,她低头看自己的鞋尖——鞋尖上沾了一点别墅花园草坪里带出来的泥,已经干了一半,边缘卷起来,呈一种灰白色,她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踩到草坪上的。马路上的车一辆一辆开过去,红色的尾灯在夜色里拖长,拖成一条又一条的线。

  车来了,她坐进后座,车门关上的那一瞬间风声被隔断,耳朵里突然只剩下发动机的嗡嗡声和电台主持人念广告的声音,什么保险什么理财什么房产,字句模模糊糊地堆在一起,没有一个字落进她脑子里。窗外的夜景一点一点往后退,路灯是橙黄色的,把街道照得不太真实,那些灯光一盏一盏地退,在车窗玻璃上拉成一道一道的光痕,她的目光跟着光痕移动,从左边移到右边,又从右边移到左边,不需要思考,不需要说话,只需要看着就好。

  她把保温袋放在膝盖上,能感觉到一点温热从袋子里透出来,隔着羽绒服的面料传到腿上,微弱的,含混的,不用力去感受就会忽略过去。U盘还在口袋里。她没有伸手去摸也清楚它在那里——它的形状,它的棱角,它的塑料外壳上那道模具合缝留下的细线——压在大腿外侧,隔着衣料顶着她的皮肤。

  司机放着电台,主持人念完广告开始放一首老歌,副歌的旋律重复了两遍她也没记住。她靠着车窗,额头抵在车窗玻璃上面,玻璃上凝着一层水汽,她额头压上去的地方留出一个干燥的圆,边缘的水珠被她的体温烘开,慢慢往两边爬。

  祝辞鸢想着待会儿回家要做什么——把保温袋的东西拿出来放冰箱,洗澡,换睡衣,吃点东西,然后躺在床上玩一会儿手机,等困了就睡觉。这是她每天的流程,固定的、机械的、不需要思考的流程,她已经重复了无数遍,重复到闭着眼睛都能完成,重复到她有时候站在浴室里拧开花洒都想不起自己有没有已经洗过头了。

  还有那个U盘,她应该把它扔掉,扔进垃圾桶里,和那些外卖盒子、用过的纸巾、过期的食物混在一起,然后被垃圾车运走,被压碎,被焚烧,变成一堆灰烬,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没有人会知道,没有人会发现,一切都会恢复原样。或者明天找机会还回去,就说是不小心带回来的——但她怎么解释自己为什么会进黎栗的房间?为什么会翻他的抽屉?她在脑子里排列那些说辞:“我找充电器”,“我听到里面有声音”,“门开着我就进去了”,每一句话排出来就散了,对不上:充电器不在二楼,二楼没有声音,他的门是关着的,她自己推开的。她不能还回去。但她也不能一直留着它。那她该怎么办?她为什么要拿?为什么不在翻到它的那一刻把抽屉推回去,站起身,走出那个房间,走下楼梯,坐回客厅的沙发上,继续等继父和母亲从餐厅出来?

  车窗外的景色越来越熟悉了,她认出了那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便利店——白色的灯光把门口那一小块地面照得煞白,收银台后面坐着的店员低着头在看手机——认出了那个永远闪烁着的药店招牌,绿色的十字一亮一灭一亮一灭,认出了她每天早上经过的那个地铁站入口,铁栅栏已经拉下来了,地上散着一张被踩扁的纸巾。

  公寓到了。电梯上到六楼,走廊的声控灯亮着,白得发青,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才掏出钥匙开门。钥匙上挂着一个旧挂件——一个塑料的、掉了漆的猫,外婆三年前在老家夜市上花五块钱给她买的,鼻子上的粉色已经磨光了,露出底下灰扑扑的塑料本色——挂件磕在锁孔旁边的金属板上,发出很轻的一声响。进门,换鞋,开灯。客厅不大,比别墅的任何一个房间都粗糙,但她喜欢这里。

  这是她自己的地方,用自己的工资租的,每一件家具都是她自己挑的。沙发是灰色的,坐垫中间被压出一个浅浅的凹陷,那是她的形状,是她每天晚上窝在同一个位置看手机留下来的;茶几是原木色的,边角有一道磕出来的小口子,她搬进来那天撞上门框蹭的,一直没有补;书架上放着几本书,都是她喜欢看的——没有经济学,没有管理学,只有小说和散文,最上面那本的书脊已经翻得发软了,封面上有一道咖啡渍,去年冬天某个晚上不小心滴上去的,用湿巾擦过,颜色浅了一些,印子还在。

  她把保温袋放进冰箱,把羽绒服挂起来——衣架在横杆上晃了一下——然后站在客厅中央,低头看自己的手。她的手里攥着那个U盘。她不记得什么时候把它从口袋里拿出来的。也许是在门口掏钥匙的时候跟着带出来的,也许是换鞋弯腰的时候手指伸进口袋摸到的,也许更早,在电梯里,在走廊里。她只清楚它现在在她手心里,黑色的塑料外壳被她的掌心捂出了温度。

  她可以不打开它。她可以把它收起来,塞进抽屉最深处,塞在那些过期的优惠券和旧手机数据线中间,忘掉它的存在。明天醒过来,这件事就和没发生过一样,她的生活还是原来的样子,她和黎栗的关系还是原来的样子——见面的时候点点头,说几句客套话,然后各过各的。

  但祝辞鸢没有这样做。那种好奇心盖过了一切——后来她会反复回想这个夜晚,反复想如果她当时把U盘塞进抽屉、关灯、上床、和每一个普通的夜晚一样睡过去,之后的所有事情是不是都不会发生;但她也清楚那是一种事后才有的清醒,当时的她根本不具备——她走进卧室,打开电脑。电脑启动需要一点时间,风扇转起来,嗡嗡的声响在安静的房间里被放大了,她坐在椅子上等着,手里还攥着那个U盘,拇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塑料外壳上那道凸起的接缝。屏幕亮起来,桌面上的图标一个一个加载出来——微信、浏览器、一个她上周没关的Excel——她把U盘插进USB接口,金属触点滑进去的时候有一点轻微的阻力,然后“叮”的一声提示音。

  一个文件夹弹出来。里面是一排视频文件,按日期命名,一个挨一个排列着,缩略图全是黑的,系统没有生成预览。她往下滑了滑,日期跨度很大,最早的三年多前,最近的上个月。每个文件名的格式都一样:日期,下划线,后面跟着一个词或者几个字。有的写着酒店名字——半岛、瑰丽、文华东方;有的写着“公寓”或者“办公室”;有的写着她看不懂的缩写,字母和数字的组合,也许是房间号,也许是别的什么。

  她不知道这些是什么。她把鼠标悬停在最新的那个文件上面,看了看日期——上个月的,后缀写着“柏悦”。文件大小显示在旁边,几个G。鼠标箭头停在文件名上,屏幕的蓝光映在她脸上。

  她双击打开了它。

  画面亮起来的时候,灯光是暖黄色的,从画面右侧的某个地方照过来——大概是床头灯,或者落地灯,光源不在取景框里——整个房间被染上一层昏沉的橙色。床在画面中央,白色的床单,白色的枕头,铺得平整,被角塞进床垫下面。镜头是固定的,大概架在电视柜或者什么家具上面,角度微微向上,正对着床。画面左下角露出一小截深色的家具边缘,酒店里那种深胡桃木色。

  一开始只能看见一个模糊的影子,离镜头太近,画面没有对上焦——看不到头,只看到手机屏幕在晃动,肩膀撑开西装的轮廓,腰收进去,穿着一套深灰色的西装,剪裁把身形衬得修长挺拔,能隐约辨认出头发是黑色的。

  她盯着那个模糊的人影。那件西装她见过。继父生日那天,黎栗穿的就是这一件,深灰色,肩线笔挺——他站在餐桌旁边给继父倒酒,酒瓶的锡封还挂在瓶口没有撕干净,她坐在对面,目光扫过去的时候注意到他袖口的扣子是银色的、方形的,然后她移开眼睛,筷子夹起一块鱼肉,没有送进嘴。

  直到那个人走远了,整个人退进取景框里——他把手机放下了,大概搁在电视柜的边缘——他的脸出现在屏幕里。

  祝辞鸢的手指僵在触控板上,中指和食指保持着刚才滑动的姿势,悬在触控板表面。

  那个人是黎栗。

  他面对着镜头,垂着眼睛,开始解衬衫的扣子。

  她应该关掉。这个念头在她脑子里闪了一下,亮了一瞬又灭了。她应该关掉这个视频,拔掉U盘,假装什么都没看见,这是别人的隐私,是不应该被看到的东西,她没有任何权利——但她的手搁在触控板上,一动没动,指腹压在磨砂的表面上,留下一小片汗渍。

  她看着屏幕上的黎栗一颗一颗解开衬衫的扣子。衬衫是白色的,扣子从领口往下,一颗,又一颗,每解开一颗布料就松开一点,领口敞来,露出锁骨下方一小片皮肤,颜色比她此前在任何场合见到的都要浅——她见过他的手,见过他的脸,见过他夏天穿短袖时露出来的小臂,但那些地方的肤色都比衬衫底下的深,这是衣服遮着的地方,不见光的地方。

  她从来没有想象过黎栗的身体。唯一一次见还是五年前——大洋彼岸的海边,那个夏天全家去度假,继父订的海景别墅,她从客厅的落地窗往外看,看见他从水里走上来,海水从他的肩膀上滑下来,在腹部留下一道水痕,皮肤上有太阳晒过的颜色。那时候她飞快地移开了眼睛,快得她后来甚至不确定自己到底看到了什么,只留下了一些碎片:水、光、肩膀上干掉的盐渍、沙滩上被太阳晒得发烫的毛巾。

  但此刻她看着他把衬衫从肩上褪下来,白色的布料顺着他的手臂滑落——先是肩膀,袖子挂在手肘的弯折处停了一下,然后是手腕,最后落在地上,变成一团皱巴巴的东西,领口朝上,一颗扣子的边缘折了一下灯光。他的上身赤裸着,胸肌的轮廓在灯光下分明,腹部有清晰的线条,皮肤光滑,灯光从侧面照过来,在他肋骨和腰之间的凹陷处投下一小块阴影。肩膀的弧度是圆润的,三角肌的边缘顺下来过渡到手臂,中间没有突兀的棱角;腰线收窄,和肩膀之间的落差在灯光里拉出一个清楚的轮廓,皮肤紧贴着骨骼和肌肉;锁骨和胸骨之间那道浅浅的沟壑在侧光里显得更深了一些。他的皮肤泛出一层淡淡的光泽,那种微微出了汗之后才会有的光泽。

  这样的画面和五年前的记忆对上了号——即使那些事已经被掩埋很久,即使她已经记不清具体的样子,但她的鼻腔里突然涌上一股咸的、潮湿的气味,海水和沙子和被晒烫了的毛巾混在一起的味道。唯一不同的是那时候她飞快地移开了眼睛,而现在祝辞鸢盯着屏幕里的黎栗,盯着一个她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此刻却突然变得无比清晰的存在。

  这是黎栗。这是她的继兄——即使她从来不这么看他,这是那个每次见面都客客气气、从来没有和她说过多余的话的男人。

  她从来没有“看”过他。她清楚他存在,清楚他长什么样,清楚他的名字和声音——但她从来没有注意过他从肩到腰的线条是怎么收下去的,他的锁骨有多深,他的腹部在呼吸的时候是怎么起伏的。她以为她对他没有任何感觉。但此刻她盯着屏幕上的他,太阳穴的血管在跳,嘴唇在发干,舌头下意识地舔过下唇。

  他站在床边,手指搭上皮带扣。

6.外婆已经去世八年了

  外婆已经去世八年了。

  那年夏天,乡下总有些丧事上的讲究,灵堂设在老房子的堂屋里,棺材停在正中央,漆黑的木头上有一层薄薄的光泽,铜制的把手是新的,还没来得及被摩挲出包浆,是母亲从城里带回来的,比村里老人用的那些体面太多。棺材两边摆满了花圈和挽联,白纸黑字,写着“沉痛悼念”、“一路走好”,落款是各种她叫不上名字的亲戚——那些名字用毛笔写得歪歪斜斜的,墨水在纸上洇出毛边。空气里弥漫着纸钱燃烧的气味,呛人,灰败,混合着廉价香烛和变质供品的味道,供桌上那碗米饭已经干裂了,插在上面的三根筷子歪向一侧。

  祝辞鸢跪在灵前烧纸,膝盖下面垫着一个蒲团,蒲团的草编已经松散了,垫着也还是硌得生疼,能感觉到下面的水泥地。纸钱一迭一迭地往火盆里扔,火焰贪婪地舔舐着,热浪扑面而来,灰烬飘起来落在她的头发上、衣服上,挂在她的睫毛上,她眨一下眼就蹭掉了,然后继续烧。她的眼睛被熏得发酸,泪水流下来,分不清是烟还是别的什么,浑浊不清。外婆的遗像摆在棺材前面,黑白的,是去年在镇上照相馆拍的,照相馆的人让外婆靠在一把高背椅上,后面挂了一块蓝色绒布。照片里的外婆穿着那件藏青色的棉袄,领口的盘扣系得紧紧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用黑色卡子别在耳后,表情有点僵硬,大概是照相的时候被要求“看这里”,嘴角拘谨地往上扯了扯,那个笑不是她平常的笑。

  她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太久,直到眼眶酸涩,泪水模糊了视线,照片上外婆的脸便融化在一片晃动的水光里,那件藏青色棉袄变成一团深色的墨迹。她十五岁,外婆是她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她从记事起就和外婆住在一起。

  关于父亲的记忆,只剩下酒精、烟草味和永远填不满的赌债,他很少回家,回来的时候通常是傍晚,院子里的狗先叫起来,然后是门栓被粗暴地拨开的声音。他身上总是带着酒气和烟味,衣服上有说不清来路的褶皱和污渍,有时候脸上还带着伤——颧骨上青一块,嘴角破了,结了暗红色的痂——和人打架留下的,或者被债主打的。他回来就是要钱,外婆不给,他就翻箱倒柜地找,柜子门被他扯得吱呀响,里面的东西哗啦啦地掉出来,找到什么值钱的就塞进裤兜。外婆拦着,便是一顿污言秽语,甚至拳脚相加。那时祝辞鸢躲在房间里,捂着耳朵,蜷在床和墙壁之间那条窄窄的缝里,后背贴着石灰墙面,凉的,粗糙的,能感觉到墙皮一小块一小块地往下掉。

  后来他真的消失了,不回来了。有人说他死了,欠了太多赌债,被人追到外地,死在了那边。也有人说他没死,只是跑了,再也不敢回来。母亲去处理后事,回来的时候什么都没说,只是把户口本上他的那一页撕掉了,撕下来的纸条她也没扔,折了两折塞进了抽屉底层,压在一迭旧信封下面。

  她九岁那年,母亲改嫁了。嫁到城里去,嫁给了一个有钱人。母亲问她要不要一起走,她摇头,说不要,她要留下来陪外婆。母亲的眼睛红了一圈,但没有哭,只是蹲下来给她把鞋带系紧了,系了两遍,第一遍歪了,又拆开重系。母亲就去说服外婆,说“妈你跟我们一起到城里去吧,城里条件好,看病也方便”。外婆不肯:“我在这里住了一辈子了,老了老了还折腾什么。”母亲劝了很久,外婆还是不肯,坐在灶台前面剥蒜,手里的蒜皮一层一层地掉在地上,头都不抬。最后母亲问,那鸢鸢呢,鸢鸢跟我走吧,在城里上学,条件好一点。外婆看了她一眼,她摇了摇头。她不想走,她要陪外婆。

  六年的时间,她和外婆住在乡下的老房子里。老房子的三间土房、院子里的老枣树、外婆教她生火做饭的烟火气,构成了她生活的全部。灶膛里的柴火烧起来是有声音的,干柴噼里啪啦,湿柴嘶嘶地冒白烟,外婆教她怎么把火捅开,铁钳子伸进去拨一拨,火苗就从灰烬底下蹿起来了。秋天的时候枣树会结很多枣子,她每年都要爬上树去摘,树干上的裂纹粗粝,蹭得手心发红,她把枣子装在衣兜里,兜满了就往下扔,外婆在树底下接,接不住的就滚到土里去了。

  她从来没有觉得苦,也从来没有觉得少了什么。外婆会在她生日的时候给她煮两个鸡蛋,用红纸染了,蛋壳上染出深浅不一的红色,有的地方浓,有的地方被水洇淡了,让她在脸上滚一滚,说这样一年都会平平安安。鸡蛋是热的,贴在颧骨上的时候能感觉到壳上那层粗糙的纹路慢慢印进皮肤里。外婆会在冬天的夜里给她暖被窝,先钻进被子里躺一会儿,等被窝热了再叫她进来,她钻进去的时候能闻到外婆身上棉布和雪花膏的气味,被角还留着外婆手掌的温度。外婆会在她发烧的时候整夜不睡,用湿毛巾敷她的额头,一遍一遍地换水,搪瓷盆就搁在床头的条凳上,水换凉了就端到灶上去热,来回走动的脚步声在夜里很轻,拖鞋蹭着地面,沙沙的。外婆会在院子里种丝瓜、种南瓜、种豆角,夏天的时候满院子都是绿色,丝瓜藤爬上了篱笆,南瓜叶子比她的脸还大,她放学回来就能看见外婆坐在枣树下面择菜,膝盖上搁着一个竹篾簸箕,手指把豆角的筋一根根撕下来,抬头看见她,笑着说“回来啦,饿不饿”。

  那些日子像是昨天的事,又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

  后来外婆病了,心脏不好,住了两次院,花了很多钱。母亲从城里赶回来,在医院陪了很久。继父说要把外婆接到城里去,那边医疗条件好,可以住最好的医院,请最好的医生。但外婆不愿意。

  外婆死活不肯去城里。她说她在这土房子里住了一辈子,根扎得深,死也要死在这儿。她嫌城里的医院有一股子阴森森的白醋味,床太软,躺上去没个着力点,翻个身整个人往下陷,心里头发虚;饭太淡,舌头尝不出活气,菜叶子煮得稀烂,没有嚼头;医生说话叽里咕噜,全是她听不懂的词儿,什么心率什么指标,一句话里搭三四个她认不得的字。她在医院里只待了几天就闹着要走,枯瘦的手死死抓着被角,手背上的静脉管被她扯歪了,护士又给她重新扎,她也不喊疼,只是反复说躺在这里浑身发霉,回家见见太阳,精神兴许还能好一些。

  母亲拗不过,只好随了她。回了家,外婆确实显出几分回光返照的利落。她每天坐在那棵枣树影子里,颤巍巍地择菜,眯着眼晒太阳,跟路过的邻居念叨些陈年旧事,声音比在医院里亮了些,偶尔还能笑出来,露出只剩几颗的牙齿。母亲陪了一个月,见她气色一天天透出点红晕,医生也说暂时稳住了,这才收拾行李回了城。走的那天母亲在院子门口站了很久,回头看了好几次,外婆冲她挥手,说“走吧走吧,又不是不回来了”。

  那天早上的阳光清亮得透明。辞鸢出门的时候,外婆正坐在院子里择一箩筐干瘪的豆角,箩筐底下垫着一块旧报纸,报纸上的字被太阳晒得发黄发脆了。外婆抬头冲她笑,漏风的嘴里吐出最温热的嘱咐:“鸢鸢,早点回来,中午给你做你喜欢的菜。”

  “好。”她应了一声,蹬上自行车。车链子咯吱响了一声,前轮碾过院门口的门槛。

  那是她最后一次看见外婆动。

  她去镇上买文具,来回要一个多钟头。

  她在文具店里磨蹭了很久,那是种无知无觉的、卑微的快乐——她仔细地挑了一支深绿色的钢笔,拔开笔帽试了试,笔尖在店里的试写纸上划出涩涩的声响,墨水留下一道湿润的深绿色痕迹,在灯光底下泛着光;挑了几个封皮干净的本子,用拇指搓了搓纸页的边缘;还有一块印着小花的橡皮,花瓣是粉红色的,叶子是浅绿色的,凑近了闻有一股人工香精的味道,甜得发腻。

  店老板在柜台后面扇扇子看电视,没有催她。回去的路上,日光渐渐毒了,她路过一个瓜摊,还停下来看了一会儿那被剖开的西瓜,瓤是鲜红的,籽是黑的,整整齐齐地排列着,瓜皮上还趴着两只苍蝇,被摊主用蒲扇赶走了,又飞回来。透着一股子甜腻的凉气。

  祝辞鸢对此一无所知——就在她被那剖开的西瓜——那鲜红淋漓、在烈日下冒着腥甜热气的瓜瓤——夺去心神的刹那,外婆无声无息地倒在了自家的院子里“那只枯瘦的手松开了,手指间还夹着一根没择完的豆角筋,一箩筐干瘪的豆角泼洒在滚烫的泥地上,发出细碎而荒谬的声响,有几根滚到了枣树根旁边那块青砖上,却没有哪怕一个人听见。

  她不知道,当邻居终于发现那个蜷缩在树影里的身影时,外婆已经停止了呼吸。邻居是来还簸箕的,隔着篱笆喊了两声“他姨”,没有人应,才推门进来。那双曾经在这个世界上最温柔地注视过她的眼睛,此刻正浑浊地、空洞地对着刺眼的天空,瞳孔里映着那棵依旧葱茏的枣树,嘴角还残留着上午择菜时候的神态,半张着,好像正要说什么。

  当她哼着不成调的曲子,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穿过热浪,车座底下的弹簧吱呀吱呀地叫,后轮的挡泥板松了,一颠一颠地磕着轮辐;当她怀里揣着那支深绿色的新钢笔,隔着薄薄的衣料感受着它坚硬的触感,笔夹卡在胸口的布料上,满心欢喜地幻想着午饭那盘糖醋排骨酸甜的滋味时——在这个世界上最爱她的那个人,那具曾经无数次在冬夜里温暖过她的身体,正在正午毒辣的阳光下,一点一点地流失掉最后也是仅有的一丝余温,膝盖旁边的泥地上洇出一小滩水渍——是打翻的搪瓷杯,杯里泡的金银花茶还剩半杯,茶水渗进干土里,颜色越来越浅,蒸发得很快。

  回到家,院子里已经站满了人。那些被泥土和草屑磨损的布鞋在院子里无声地挪动,有人蹲在墙根底下抽旱烟,烟雾在正午的光线里一缕一缕地散开。有人拦住她,手掌厚实,指节粗大,大概是常年握锄头的人,按在她肩膀上,说:“鸢鸢,别进去了。”

  她推开那些层层迭迭的阻拦,闯进屋去。外婆躺在旧木板床上,脸上盖着一块白布,白布是新扯的,还带着迭痕,四四方方地铺在那里,边角垂在床沿下面,有一角被风吹得微微翘起。祝辞鸢站在床边,脑子里像是被泼了一灯盏的桐油,烧得焦黑一片。她想伸手去掀开那块布,想再看一眼那张皱巴巴的脸。可她的手指僵在半空,微微发颤——她怕看到的不是外婆平时的慈祥,而是一张扭曲的、痛苦的、陌生的脸。她怕那副狰狞的表情会凿进她的记忆里,把枣树下面择菜的笑脸、冬天钻进被窝的温度、生日鸡蛋滚过脸颊的触感,全部盖住,让她这辈子都没法再想起那些饭菜的香味。

  她在那儿站了很久,久到腿部肌肉发麻,久到有人叹着气把她强行拉开。她终究没见到外婆最后一面。外婆走的时候,她在镇上挑文具。母亲得知消息的时候,离她回城还不到一周。

  如果那天她没有去镇上。如果她早一点回来。如果她能在外婆身边。外婆是不是就不会走得那么孤单。是不是她出门了,外婆才觉得这屋子空了,才放心地走了?是不是……她害死了外婆。如果……无数个“如果”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她的两只手攥着膝盖上的裤布,攥得手指关节酸胀,布料拧成一团,松开的时候上面全是汗湿的褶子。

  这种想法毫无道理,外婆是突发心梗,和她去不去镇上没有关系。但她还是忍不住这样想,把这笔血债一字一顿地刻在自己的脊梁骨上。

  而真正让她感到毛骨悚然、让她此后每每回想都觉得喉咙发紧的,是她内心深处那个卑劣的小角落——在那里,在她站在床前、手指悬在白布上方的那一刻,她竟然微不可察地松了一口气。

  那口气是从肺腑最深的地方漏出来的。她自己都没注意到,是后来夜里躺在床上反复回想白天的场景时,才慢慢辨认出来。

  她怎么可以松一口气?那是外婆,那是疼了她十五年的外婆。她怎么能在外婆孤独死去的时候,因为自己没有亲眼看见那块白布下面的脸——因为自己被拦在了视觉的冲击之外——而觉得胸腔里有什么东西微微松弛了一下,那股翻涌的恶心堵在喉咙口,上不去也下不来。

7.得把U盘还回去。

  视频还在播放,等祝辞鸢回过神来的时候,屏幕上的画面已经换了。

  屏幕里的黎栗躺在床上,一条腿曲着,一条腿伸直,内裤已经不见了。他手臂和脖子的颜色比身体其余的部分深一个色号——那种常年穿短袖衬衫晒出来的痕迹,到了冬天也褪不掉,一条隐约的分界线横在肩膀和上臂之间。

  她在过年的饭桌上注意过那条线:继父说他在国外晒黑了,黎栗没接话,用筷子把盘里一块鱼腩翻了个面,鱼皮朝上——筷子尖不偏不倚地插在鱼肉和鱼皮之间,一翻,鱼身没散,连盘子边上的酱汁都没溅出来。祝辞鸢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来练出来的,黎栗在国外的那几年都被她的记忆浓缩成了那年暑假的放大版本。黎栗刚刚出去的时候,母亲最初飞过去陪了他一阵子,后来他学会了自己做饭,母亲就回来了。回来之前在大洋彼岸的电话里跟她说“你黎栗哥哥现在会煮面了,还会做番茄炒蛋”,语气里有一种奇怪的骄傲和失落,好像既高兴他长大了又遗憾自己不被需要了——而她听着,嗯了一声,把手机换到另一只耳朵上,没有接话。

  但是黎栗那条分界线以下的皮肤,是她在饭桌上永远看不到的,被衬衫、被礼貌、被他们之间那层薄薄的称谓挡着——直到此刻,直到这段不知道是他自己拍的还是不小心打开摄像头录下来的视频把那层衬衫连同衬衫底下的一切全部掀开了。

  视频里他的右手握着自己的阴茎,缓缓上下移动。祝辞鸢见过男人的身体——网上偶然刷到的,同学传阅的杂志里瞥见过的,学校厕所门板上歪歪扭扭的涂鸦里隐约猜测过的——那些身体和路边擦肩而过的行人一样,看过就忘,她甚至不记得那些涂鸦是铅笔画的还是圆珠笔画的,不记得杂志封面是什么颜色,只记得一种模糊的、和她完全无关的遥远。然而屏幕上这只手她认得,这只手在年夜饭桌上给她剥过虾——“你手笨,别扎到”——虾壳剥得干干净净的放在她碟子里,她没抬头,说了声不用,但虾已经在那儿了,壳堆在他自己碟子的边上。

  这只手替继父挡过酒,一杯接一杯,酒杯举到嘴边的角度她用余光就能看见,她盯着转盘上那道松鼠鳜鱼尾巴上浇的糖醋汁不敢看别处,糖醋汁已经凉了,凝成一层亮亮的薄壳。这只手接过电话的时候会切成英语,声音压得很低,她有一次从走廊经过,听见他说了一句什么,她在饭桌上从来没听他那样笑过——她没有停步,但那声笑的尾巴跟着她拐过了走廊的弯——而此刻这只手正握着他自己,上下移动,做着一件她在走廊里、在饭桌上、在任何和他同处一室的时刻都不可能看见的事。

  黎栗的手从根部滑到顶端,又从顶端滑回来,阴茎完全勃起,颜色比周围皮肤深,顶端泛着一点湿润的光泽。画面里传出他的呼吸声,低沉的,带着喘的,从电脑扬声器里漫进她安静的卧室,漫过扬声器旁边那杯喝了一半的水——杯壁上的水珠正在往下淌,淌到杯底,在桌面上洇开一小圈湿痕,洇到了便签纸的边角。从扬声器里传出来的失真的呼吸和那些水珠一起,把房间里所有的缝隙都填满了,压在她耳膜上,落在她的皮肤上,这让祝辞鸢的后背起了一层细小的疙瘩。

  鸡皮疙瘩从后颈开始,沿着脊椎两侧蔓延下去,蔓延到小腹的时候变成了一种收紧——往下坠的收紧,内裤的布料潮湿而温热地贴住了皮肤,但是祝辞鸢没有关掉视频,没有移开目光,甚至没有眨眼,她在看他手指的弧度,看他手背上隆起来的青筋,看他拇指经过顶端时那个微微加重的停顿,那个停顿像一个逗号,把他每一次从根部到顶端的滑动断成一句一句的。

  屏幕上那些逗号越来越短,他的手加快了节奏。腹肌绷紧,胸口的起伏把锁骨一次次顶出来又压回去,头往后仰,露出修长的脖颈——祝辞鸢在年夜饭桌上见过那段脖颈,不止一次,每一年,每一次黎栗低头喝汤衬衫领口松开一颗纽扣的距离,她都会看见锁骨下面那一小片从未被日光碰过的皮肤,白得近乎透明,皮肤底下一根极细的青色血管隐约可见;而她每次看见那片皮肤都会迅速把目光收回来——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养成的这个习惯,或者说她没有去想过——去看面前的碗碟,看酱油碟子里倒映出的灯泡、倒映出的天花板、倒映出她自己低着头的脸——一个比针尖大不了多少的、歪歪斜斜的小人,浸在酱油的颜色里。她一直觉得那只是吃饭时目光无处安放的正常反应,和别的什么没有关系。

  黎栗在视频里低沉地喘息了一声,那声音把她从酱油碟子里拽了出来。

  它顺着耳道钻进她身体深处,小腹又紧了一下,和刚才不同——更明确,更深,在腹股沟和大腿根之间坠着。她觉得有什么东西从很深的地方被拽上来,从一个她平时不会去碰的地方——什么地方?她没有让自己往下想。内裤湿透了一小块,布料紧紧贴住那片皮肤,随着她的呼吸微微挪动,她没有并拢膝盖,没有换坐姿。她坐在那张八百块钱买的转椅上,转椅的液压杆吱嘎作响,椅背上搭着她白天穿过的外套,外套口袋里装着下午去便利店买水时找的零钱和一张揉皱的收据,这些东西此刻都还在,和十分钟前一模一样——只是一个视频而已,她想,任何人看到那种画面都会有反应,生理反应,和他是谁没有关系。

  屏幕上黎栗的身体越绷越紧,大腿在颤抖,脚趾蜷缩,床单在脚跟底下拧出几道褶皱。然后他射了——精液从顶端涌出来,一道一道落在腹部,第一道落在肚脐上方,恶心的,粘腻的,让人甚至会有反胃的精液在暖黄灯光下的反光显得清晰无比,和皮肤哑光微弱的亮光相比,油腻的体液却显得更明显。他的喉咙里闷出一声短促的、沙哑的哼唧声,伴随着急促的吸气和呼气的声音,哼唧声的尾巴被掐断了,像什么东西被拧开了盖子,里面的气冲出来,然后瓶子就空了。

  空了的不止是瓶子。黎栗躺在那里喘息,腹部的精液泛着微弱的亮,他的眼睛闭着,睫毛在脸上投下一小片阴影,嘴唇微张,整个人的表情松弛下来——和那个在年夜饭桌上替继父斟酒的人判若两人。她记得那张斟酒的脸:斟完了用餐巾纸仔细把杯沿上溅出的酒渍擦净,再双手递过去,脸上永远是克制的、得体的、把每一个褶皱都熨平了的黎栗,一个完全克制的,过于完美让人觉得似乎有些冷漠的黎栗。而此刻屏幕上这张脸什么都没有熨,什么都没有收敛,所有被他在饭桌上藏起来的东西此刻全摊在灯光底下。她暗想,他大概以为这些视频永远不会被人看到,以为它们锁在U盘里、锁在抽屉里,和他卧室空气中那股淡淡的干净的只属于他一个人的味道一起,是安全的。

  然而她看到了。视频播到底,画面停住了。

  鼠标的塑料外壳被祝辞鸢手心的汗捂出一层温热的潮——她的手还放在鼠标上,一直放着,从视频开始到视频结束,一秒都没有离开过。她的内裤湿了一块,那种触感太明确了,布料贴着皮肤,随着呼吸微微挪动,不可能忽略,不可能当作什么都没发生——然而她试图当作什么都没发生。“生理反应而已”,她又想了一遍,和看了一段色情视频没有任何区别,换成任何一个男人的身体她都会有同样的反应,和他是谁没有关系,是的,是的,没有关系,和他是不是黎栗没有关系。

  她把这句话在脑子里说了好几遍,一个字一个字地说,说到黎栗两个字的时候小腹又收缩了一下——很轻的一下,但她感觉到了,这种被人攥紧的感觉从胃部到脖颈一路向上像是什么一直盖着的东西被掀开了一个角,冷气从那个角里钻进来。

  桌上那杯水的水珠早已滑到了杯底,在桌面上积成一小摊,洇透了便签纸的边角,上面几个字的墨迹正在化开,笔画的边缘绽出毛茸茸的蓝色细线,有几个字的下面部分已经看不出原来的形状了:被水从边缘渗透进去,原来清晰的轮廓一点一点地散掉,再也收不回来。

  她从椅子上弹起来,椅子往后滑出去撞到床沿,发出沉闷的一声,然后冲进浴室拧开水龙头。祝辞鸢把凉水拍在脸上,水痕顺着下巴淌下去,滴在洗手台边缘,溅到搁板最边上那瓶日文包装的防晒霜上(去年黎栗从国外带回来的)。这个防晒霜连同一盒抹茶巧克力、两包柚子味浴盐和一只印着富士山的马克杯,一起装在那种日本百货公司的纸袋里——纸袋上印着细细的竖条纹,提手是拧成麻花的纸绳她后来把纸袋迭好夹在了衣柜的夹层里,和高中时攒的那些电影票根放在一起,和她留着的所有与他有关的、不值钱的、没有任何理由要留的东西放在一起。防晒霜她没舍得用,瓶身上的塑料薄膜还没撕,搁在搁板上快一年了,每天早上刷牙的时候都能看见它,看见瓶身上那几行她看不懂的日文。她伸手把那瓶防晒霜翻了个面,日文字朝墙,可是翻过去之后她能看见瓶底的生产日期,一行小小的凸起数字,用指尖摸上去和盲文一样清晰。

  她抬起头:镜子里的人脸色发红,头发被水打湿了几缕贴在脸颊上,水珠挂在下巴尖上,正要滴不滴的。

  “你怎么回事。”祝辞鸢对着那张脸说,声音淹没在水龙头还没关紧的滴答声里。

  那些画面不会因为洗了脸就消失。水龙头的滴答声里她仍然能听见黎栗的呼吸,能看见黎栗的手——从根部滑到顶端的那个弧度;能看见他的腹肌——绷紧时锁骨被顶出来的棱角;能看见他射精时仰起来的脖颈——和他低头喝汤时露出的那段一模一样,同一段脖颈,同一片皮肤,她在年夜饭桌上见过的那片皮肤,此刻在她脑子里和视频画面迭在一起,怎么甩都甩不开;还有他喉咙里那声沙哑的闷哼——她听过他敬酒的声音、接电话的声音、叫她“小鸢”的声音,从来没有听过这一个,但她的身体在听到它的第一秒就有了反应,快得来不及过脑子,好像那个反应不需要经过她的许可。还有她自己湿掉的内裤——那块潮湿的布料此刻还贴在她身上,从浴室走回卧室的每一步她都能感觉到它,感觉到它随着她的步子微微移动,像一个她甩不掉的证据。

  她关掉浴室的灯。走回卧室的那几步路很短,但那块布料把每一步都拉长了。桌上那只黑色U盘还搁在键盘和便签纸之间——便签纸的边角已经被水洇得发皱,翘起来一点。她把U盘塞进书桌最下面的抽屉里,和她手机的旧充电线、一本记了两页就没再用过的手账、几张面额不等的超市购物卡放在一起,关上抽屉,滑轨发出干涩的吱嘎声。搁板上那瓶被翻过面的防晒霜在浴室的黑暗里待着,圆圆的瓶底朝外,瓶底的生产日期对着她卧室的方向。

  她上床,拉过被子,闭上眼睛——但眼皮挡不住窗帘缝隙里透进来的路灯光,那道光落在她的眼皮上,透过来变成一片暗红,暗红里黎栗的轮廓还在,擦不掉的残影。

  祝辞鸢把脸翻进枕头里想躲开那片暗红,枕芯的荞麦壳被她的脸压得沙沙地响,那声音灌满了耳朵,可还是不够响,盖不住脑子里他的呼吸声,也盖不住身体里那些还没有完全退去的、残余的、温热的东西——那些东西让她躺不住,她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被子的边角蹭过她的锁骨,锁骨这个词在她脑子里弹了一下,视频里黎栗的锁骨被胸口的起伏一次次顶出来又压回去——她赶紧又翻了个身,把那个画面甩到身后。枕头的另一面是凉的,贴上去的那一瞬她松了一口气,可是不到半分钟那一面也被她的体温捂热了,就像那瓶防晒霜的瓶底,就像鼠标的塑料壳,就像所有被她碰过的东西,迟早都会变成她自己的温度。她攥着被角,等那股热慢慢散掉,等脑子里的画面慢慢模糊,等到她分不清自己是醒着还是已经睡着了。

  第二天将近中午祝辞鸢才醒过来,是被手机震动吵醒的——一条外卖平台的推送,她划掉,屏幕暗下去,天花板上那道路灯光已经变成了正午的白,窗帘缝里漏进来一条亮得刺眼的线。她眯着眼睛躺了一会儿,脑子是钝的,像隔了一层什么,什么都看不清——然后那层东西被掀开了一个角,昨晚的画面涌进来,涌得她猛地把被子拉过头顶。

  被子底下很闷,她自己呼出的热气把脸捂得发烫。她躺了大概两分钟,掀开被子,坐起来,目光落在书桌最下面那个合着的抽屉上,她搬进这间公寓的时候黎栗帮她抬过书桌,转身的时候撞到了腰,他说了句没事,皱着眉揉了揉自己的要,她当时站在旁边看着那只按着角的手——她没有让自己继续想下去。

  得把U盘还回去。

  这个念头跳出来的时候她正在刷牙,搁板上那瓶防晒霜的圆瓶底对着她,昨晚翻过去的,日文字朝墙。牙膏的泡沫在嘴角堆起来,薄荷味冲进鼻腔,凉的,清的,和脑子里那些画面之间隔着一股化学味。她一边刷一边想:走进别墅,走进他的房间,拉开他的抽屉——这条路线上每一步都可能撞见人,王姨在厨房,母亲在客厅,万一黎栗自己在家就全完了。就算没人看见,她也没办法解释自己为什么又去了他的房间——上一次去是帮母亲拿东西。

  也许他根本不会发现。那个抽屉里杂物太多,数据线缠着数据线,便签本压着便签本,一只普普通通的黑色U盘混在里面,谁会注意。他那么忙,那么多工作要做,大概早就忘了那个东西的存在——她这样告诉自己,但嘴里的薄荷味已经散了,剩下一股说不上来的酸涩。

  她想了一整个上午,没想出好办法。最后她决定先等等看,也许可以趁哪次回家的时候悄悄放回去。

8.只有烛光才会做这种事

  那一周过得很慢。祝辞鸢照常上班,照常回家,照常在公司楼下的便利店买午饭。饭团拆封的时候海苔粘在塑料膜上撕不下来,她以前从不在意这种事,但那天中午她盯着那张撕坏的海苔看了好几秒,它耷拉在塑料膜的边缘,颜色和质地都让她想起小时候外婆厨房灶台上熬干了的酱油渍。旁边的同事问她你不吃吗,祝辞鸢才把饭团塞进嘴里。同事在旁边说周末去哪里吃火锅,说谁新交了男朋友,这些话从祝辞鸢耳朵里穿过去,一个字都没留下。吃完午饭回到工位上,一下午就那样过去了,她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只记得下午四点的阳光斜着切进窗户的时候照在她手背上,把那层细小的汗毛照成了金色——她盯着自己的手背看了很久,久到那只手变得陌生了,不再是她的手了。

  下班路上有一个穿深灰色西装的男人从她身边走过,袖口露出一截白衬衫的边缘。她的目光跟上去,不是因为那个男人,是因为那截白色——干净的、熨帖的、绷在手腕骨上的白,她在视频里见过同样的白出现在同样的位置。等她把目光收回来的时候已经走过了该转弯的路口,到家才发现自己多绕了一站地铁的路程,右脚后跟磨出一个水泡,脱袜子的时候棉线粘在水泡上,扯下来嘶了一声。那种小小的、尖锐的疼反而让她松了一口气——疼是清楚的,疼是有边界的,不像脑子里那些东西,没有形状,没有轮廓,只是一团闷闷的热,堵在某个她说不上来的位置。

  晚上洗澡的时候祝辞鸢把水温调到最高一格,浴室里的镜子被蒸气蒙住了,她在里面什么也看不见,连自己的轮廓都没有了,只有水声和白雾。搓后背的时候她的手绕过腰侧,指尖碰到腰窝旁边那块皮肤,手停住了。那块皮肤在她的触碰下微微收紧,仿佛底下有一张嘴。祝辞鸢把手抽开,搓澡巾甩进盆里,水花溅上小腿。她站在花洒底下把脸仰起来,让水直接浇进眼睛,浇到什么都看不清了,才摸着墙去关灯。搁板上那瓶防晒霜的位置她闭着眼也摸得到——就在牙杯右边,洗面奶左边——但她没有去碰它。黑暗里她站了一会儿,听见水珠从花洒头上一滴一滴落进排水孔,间隔越来越长。她走出浴室,身上裹着浴巾,头发湿的,在后背上印出一片凉。客厅的灯没开,路灯光从窗帘缝里照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条窄窄的橙色。祝辞鸢走过那条光的时候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脚——湿的脚印踩在干的地板上,一个接一个,从浴室门口一路排过来,通向客厅深处她蜷着睡觉的那张沙发。

  夜里最难,因为躺下来之后她没有办法决定自己想什么。

  白天有同事在旁边说话,有饮水机咕噜咕噜的声音,有键盘敲下去弹起来的声音,这些东西把一天填得满满当当的,不留缝隙。但到了晚上房间安静下来,就剩祝辞鸢一个人和天花板。窗帘缝里透进来的路灯光照在天花板上,变成一个模糊的长方形——和那天晚上她坐在电脑前看到的光是同一个形状。祝辞鸢翻过身去,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是凉的,棉布的触感细密,不像外婆家的枕头——外婆的枕头套是粗棉布缝的,洗了太多次,布纹变得像砂纸,睡一夜起来脸上会有红红的压痕。外婆说那是老布,越洗越结实,不像城里人用的那些,光滑的、薄的、一戳就破。现在祝辞鸢躺在城里人用的那种枕头上,光滑的,薄的,她的脸贴上去没有任何阻力,但那些东西还是来了——黎栗的呼吸声,黎栗的手,他喉咙里那个被压住的声音——从她自己的身体里往外冒,白天被压在某个地方不动,到了夜里就醒了,在她的胸腔和腹腔之间来回游动。有一个晚上祝辞鸢翻来覆去到被子蹭过大腿内侧的时候身体忽然起了反应,小腹收紧,腿根发热,和那天晚上她坐在电脑前的反应一模一样——她的身体记住了那些画面,记得比她的脑子更牢。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抱着被子蜷缩在床角,枕头上有一小片潮,不知道是汗还是口水还是别的什么,那片潮的形状不规则,颜色比枕头其他地方深一点,边缘已经开始干了,中间还是湿的。祝辞鸢没有凑近去确认它是什么,她把枕套扯下来塞进洗衣机,连同昨晚换下的内裤,用最高温度洗了一遍。洗完之后她把枕套晾在阳台上,阳光照在湿布上,蒸出一点热气,带着洗衣液的香味,人造的、化学的、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的香味——她需要这种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的东西来覆盖另一种味道。

  过一段时间就会好的,祝辞鸢想。谁看到那种画面都会有点印象,不代表什么。这句话她每天在脑子里说一遍,说到周三的时候已经不太信了,但还在说——就像搁板上那瓶防晒霜,塑料薄膜没有撕,瓶底朝外,她每天早上刷牙的时候都能看见它,每天看见它的时候都会把目光移到旁边的牙杯上去。

  周三的时候母亲打电话来确认周六能到。

  “能。”她回答说。

  但是挂了电话她发现自己的拇指在手机壳的裂痕上来回蹭了十几下,那条裂痕是上个月摔出来的,一直没换壳,被她的拇指磨光滑了,磨出了一种温热的触感,和它刚裂开时那种刮手的粗糙完全不同——任何东西被她的手摸久了都会变成这样,变得服帖,变得温顺,变成她的。

  周五的晚上祝辞鸢躺在床上睡不着,想过明天装病,但母亲一定会追问症状,会问要不要去医院,会让王姨炖汤送过来,一个谎需要十个谎来圆。同时他想过说公司临时有事,但上周才说了不加班。祝辞鸢知道自己会去,她现在已经在对自己撒一个很大的谎了,那个谎占据了她所有的力气,她没有余力再撒第二个。

  周六下午五点,祝辞鸢到了酒店。大堂的水晶灯大得不成比例,几千颗水晶垂挂在空气中轻轻晃动,有几颗折射出的光斑落在她的鞋尖上,她朝前迈了一步,光斑留在了原地,不肯跟她走。

  祝辞鸢穿了一件藏青色连衣裙,一个轻奢的牌子,正好赶上换季打折,外面罩着灰色羊绒大衣,衣柜里最贵的一件。妆化了两遍,第一遍画完觉得化得有些太过了,变得特别俗气,多了太多的胭脂味。

  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像随便收拾了一下就来了的样子,祝辞鸢花了整整两个半小时。